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日某天，新晋进士曾国藩踌躇满志，预备北上开启政治生涯。临行前，曾国藩的祖父送其一句寄语：“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之言，可谓正中曾国藩性格之软肋。进京后，其最初几年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同侪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相关。

　　人傲易骄，骄便自负。初到京师，曾国藩热衷于参加各种同僚聚会，辗转于酒席佳肴之间，不禁飘飘然。比如一次，其朋友黎吉云来访，出示近来所撰诗作请曾国藩品鉴。平心而论，黎作诗水准高于自己，曾氏理应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曾国藩愣是强做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却依旧用道听途说之得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虚骄”而已。

　　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友人干过两次大架。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与科考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可见二人已将自身的翰林身份抛到九霄云外，斯文尽丧。人常言“冲动是魔鬼”，细思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之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时爆发，或还是要归结于平日孤傲而暗自累积的没来由的怒火与戾气。

　　傲讨人嫌，备受摧折。这恐怕是为官之人最忌讳又最易犯的痼疾。在京任职十几载，因有显宦赏识，曾国藩一路提拔，青云直上，竟官居二品，羡煞无数同仁。不过身上傲气始终未消除殆尽，所以曾国藩官越大，越讨人嫌。据他自述，“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遭人唾骂，一来因为曾国藩性格耿直，看不惯官场颟顸因循之风，二来则是孤傲虚骄所致，将不屑写在脸上，将不满挂在嘴上，将怨怒留在身上，于是风气未见改变，反倒被众人一通“教育收拾”。

　　人傲误事，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故离家后，曾国藩时常鸿雁传书，向长辈汇报近况，向兄弟倾诉心得，向子女传授经验。久而久之，一封封反求诸己、如同“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众函成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颇为珍贵的《曾国藩家书》。

　　于此书中，曾氏对傲之祸害有着细致入微的思索。首先，倨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曾国藩起兵镇压太平天国之初，因不善于与地方官绅相处，落得个孤立无援，甚常被自家人捅刀地境遇。痛定思痛，曾国藩意识到自己仍以原吏部左侍郎身份待人，实在是自负至极，如此行径自然导致“肝气太躁，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其次，一人之傲若不节制，还会传染家人，致使家族傲气弥漫。

　　咸丰十年（1860年），长子曾纪泽赴京求学，几位叔叔赠与川资二百两。曾国藩知晓后，忧虑不已，其在家书中强调家里的后辈从小养尊处优，“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如今倘再惯以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异于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再次，骄傲久了，缺乏自省，便极有可能心生狂悖之念，口出肆无忌惮之语。同年，英法联军侵入京师，皇室逃亡热河。针对是否北上勤王的问题，九弟曾国荃致信兄长，妄加揣测议论。曾国藩阅后，回信中迎头便是一波棒喝，“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和依据？况且做人为官应本分尽责，曾国荃掌握的讯息本就不多，“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此乃大忌！

　　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曾国藩给出的办法其实并不玄妙：“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换言之，为人须时刻谨慎，莫自满忘形。一年后，曾氏兄弟合力攻破安庆城。胜利之际，曾国藩亦不免有些小得意，不过很快就回过神来，告诫曾国荃为官“极盛之时，每虞蹉跌”，互相共勉“当格外小心”。过了数月，曾国藩还是担心几位兄弟傲气上头，忘乎所以，专门写了一封长信，语重心长地再三提醒。细细思来，曾国藩已位极人臣，曾国荃也领军近两万，曾国葆也统兵五千有余，清朝一代有几个家族有这样的规模？所以曾家好似如日中天，接下来很有可能面临薄暮西山的危险。曾国藩在此处，引了两个历史典故：“霍氏盈满，魏相概（抑制铲平的意思）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霍光当年多风光，诸葛恪彼时多霸道，终究难逃身败名裂。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既然如此，曾国藩劝诫诸兄弟应早做打算，谨慎处事，毋蹈盈满之覆辙。此等清醒，确非一般官员所能具备。

　　多年后，当曾国藩回想起祖父讲给自己的那句箴言时，依旧感慨万千。他特意告诫二位兄弟，无论为人处世，抑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综观曾国藩一生，能屡处险境而重生复起，慎之又慎、如履薄冰，实在是为政良言，绝非空话！（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