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多个年头了。他为革命事业牺牲在皖南屯溪那年，我才满一岁。父亲的音容笑貌我已无法回忆起，但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只是这些精神遗产我们是通过他生前的挚友石西民叔叔、骆耕漠伯父等人的口传，以及祖母的讲述，才知道的。

　　父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他从十六岁起就投身革命，直到三十岁牺牲。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革命生涯，父亲却在其间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进入省立九中（严州中学的前身）之后，父亲马上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参与学潮的经历，使其在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上海求学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东渡日本留学时，他因参加反帝大同盟，遭受日本警视厅的审查、拘禁。被驱逐回国后，他在上海继续投入轰轰烈烈的工运、学运活动，后因被叛徒出卖，于1933年春再次被捕入狱，受监禁达两年之久。

　　父亲虽然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但表现得非常顽强，没有向敌人屈服。相反，他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对敌斗争的经验变得更为成熟。然而，父亲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疾。从那以后，在他的革命征途上，父亲不仅要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斗争磨炼，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

　　父亲的革命斗志高昂，环境越艰苦，他越是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抱着沉重的病躯，奔赴浙江战时政治中心丽水地区去做开辟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间，为整个丽水地区革命工作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新四军部队输送了大批优秀的骨干力量。

　　父亲在十几年的革命工作中，总是无私帮助革命同志，极少考虑个人安危。据长辈们的转告，父亲在杭州工作期间，有一次因组织受到破坏，正在万分焦急之际，突然在西湖边发现了他的同志，可是对方并不理睬他。凭借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所特有的革命警觉性，他预感到情况不妙。这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设法营救受困的同志。在上海期间，父亲经常把家中带去的钱物分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志，而自己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就以写文章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父亲生活俭朴，在丽水工作期间，他公开的身份是新知书店经理和县自卫中队副指导员，每月薪俸合计三十五元大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按道理讲，他完全可以适当地为自己虚弱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想到的是前线的将士急需的药物和给养。父亲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每餐从不吃两个菜，有时一碗梅干菜要吃上几天，而把省下来的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母亲看到父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看到他咯血不止的时候，总不免对他唠叨几句，甚至发脾气，想让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可是，他总是耐心地说服我的母亲：“抗日前线的同志为革命整天流血牺牲，我们搞地下工作的，生活过得艰苦一点算得了什么！”

　　为了革命事业，父亲不仅生活俭朴，而且对待工作呕心沥血，没日没夜地只知工作却从不知休息。在丽水时，他要领导县里的地下党活动，还要担负开辟建立松阳、遂昌、青田、云和、缙云等县的党组织工作。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经常要带病跑八九十里山路，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去指导党的工作，有时一去半月不回家，回来时不仅消瘦了，身上还长满了虱子。

　　有一次经遂昌去青田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父亲一个人翻山越岭，进入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当时天气又闷又热，父亲又渴又饿，却只能喝冷水吃野毛桃充饥，回来后病倒在床。病稍好后，同志们都劝他多休息，可是他从没有一天停下过手上的工作。

　　在那段时期里，父亲不仅白天忙碌地工作，晚上还要写文章，编辑《动员周刊》《合工十日》等报刊，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独自一人静坐在微弱的烛光之下专心写作，写一阵咳嗽一阵，甚至经常通宵达旦。因为人手短缺，他不仅要负责编辑，还要负责审稿、编排、校对，直到出版发行，有时还要到印刷厂帮忙。

　　父亲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光和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叫母亲为他支撑起身体，以便自己处理党的工作。

　　弥留之际，骆耕漠伯父代表党组织来家看望，父亲仍感到自己为党做得太少了。即使在那时，他关心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心里想的还是为事业、为他人贡献力量。

　　当然，父亲对我们子女也寄予了无限希望。母亲告诉我说，我出生时，父亲精心取了三个不同年龄用的谐音名字：幼年叫丽萍，象征着父亲和母亲同为革命事业在丽水萍水相逢；长大求学时叫旅平，意为旅行到北平读书，然后再送到革命大后方苏联去留学；留学归国，参加工作后叫犁平，意思是继承父志，投身革命选择为平定天下做贡献。这是多么乐观的遐想，也让我从中读懂了父亲这位共产党员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蒋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