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经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读书在于明理。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有密切关系，“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有关的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
哲学家对读书的理解，往往不是关注读书的种类，或是读书的方法，而是关注读书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读书的意义，不仅要从个体的知识需要来理解，更重要的，是把读书作为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实践来理解，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文字和书写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从此人类的经验可以超越面对面的授受而广泛传递。于是，书成为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书写成为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承、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智山慧海传薪火”，知识与智慧的薪火相传，端赖于书写的文字，于是读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一生，也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子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儒”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虽然读书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求取功名、财富的阶梯，但应看到，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读书本身就成为目的，成为享受。中国文化史上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恐怕指的就是读书之乐吧！颜回是孔子唯一认定的“好学”的弟子，所以，至少读书是这种孔颜之“乐”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读书人中，人文学者读书大概最接近于以“无功利”的美学态度读书，也比较接近以读书为乐的古风。
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能一定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修身的“身”主要不是指生理的躯体，而是人的各种行为的综合载体。修身实际上是指如何使一个人的身体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但是，这个提法本身尚未进入心理层面，比如，一个人虽然行为上服从了，但心里未必认可。所以，在儒学经典《大学》里，又强调“正心诚意”，意即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应与行为遵守的规范相一致。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和人格就比较稳定，“修身”也就从外在的行为进入到内在的道德心理层面。正心修身还包括要把那些不良的、破坏性的情绪排除掉，这就涉及保持心理健康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学会动中求静，则对社会以及我们个人的身心都有益处。“养德养生只是一事”，人的所有危害心理健康的情绪，都是从人有一个“小我”开始的，如果能剔除“小我”，危害性的情绪就消失了。所以，修身最好的境界是把德性培养、人格完善和自己的发展融为一体。读书也是一种练功，是一个收心去杂念的过程。要读书，就要凝神静虑，致心一处。有些人光读些“大全”“技巧”之类的实用书籍，这是生存的需要，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一个注重人格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只读那些能赚钱的书，毕竟是浅薄的。人们应该多读一些对人类的生命处境加以关怀和思考的书籍，包括一些很好的文学作品。
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心观念则是“学”。虽然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传统是重视读书、重视学习的。孔子堪称好学的典范，他最重视、评价最高的一个德行就是“好学”。孔子说，忠信的人很多，十里之地就能找到忠信的人，但是要想找到一个好学之人，却并不容易。整个“论语体系”里，孔子把“好学”当成一个非常难得的德行。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子应该是我们学习文化的一个奠基人，这么说并不夸张。
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做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民间也是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我注意到，好的传记作品能对年轻人起到兴起、立志的作用。很多前辈学者往往从读优秀传记中受益，这一点给我们带来启发。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人之一，可是据他自己讲，青年时对他影响特别大的是富兰克林的自传——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总之，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不仅仅因为他们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当然是他们立身处世的最基本的东西，但在另一方面，确立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是那些特别能够激励他们、对他们有兴起之功，尤其是对青年人非常有益的优秀人物的传记。出版界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现象，不仅仅把中外经典图书印出来给大家阅读，还要把那些激发今人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典型人物介绍出来，优秀传记作品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此外，需要发掘经典阅读的实践形式。现在提倡“经典重读”“书香社会”，这些追求非常好，但不能局限在书斋里读书。经典阅读的方式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我认识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读传统经典，比如他们自己编选了一本王阳明的书信小册子，加上一点简单注释，就开始读，然后把心得体会发布出来，一起讨论交流，而且还强调学以致用。这些人中有的人在经营企业，是很忙碌的，却仍然发奋读书，而且读了就要用，用在提升自己身心的修养。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留心观察，还可以注意到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更多的读书方式，这方面是我们以往关注不够的，却应纳入到“经典重读”的思考里边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