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位于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东与寿阳、和顺交界，西同清徐毗邻，南与太谷县接壤，西北与太原市相连，是山西省交通枢纽之一。榆次是晋中市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素有“省城门户”之称。榆次春秋时期称“涂水”“魏榆”，战国时期称“榆次”。

　　近代历史上榆次数次分分合合，检察机关也随之变迁，而记忆最深的，是那些普通人的名字。

　　1.

　　老城里有一条大街叫东大街。旧时，县衙在东大街的西头，人们叫这条街为“衙门街”。1948年7月19日，榆次解放。1949年11月12日，榆次县民主政府改称榆次县人民政府，在“衙门”里办公。县公安局和县法院，还有1951年8月成立的人民检察署，也在里边办公。检察署当时只有两个人。

　　1954年5月，榆次县分成榆次县、榆次市。县检察署编制4人，实有3人，留在了“衙门”里。1955年2月，检察署改为检察院。

　　从常开着的两扇厚重的黑色大门进去，青砖地面，一条十几米宽，百米长的通道，直抵正面旧时知县或知事审理案子的大堂或大厅。大堂东西长南北窄，东头一个审判台，长条桌子高背椅；下边是一排一排的长条凳，能坐一二百人。到后边的二堂，是从大堂外西侧的通道绕过去。二堂正房，是法院办公室，档案室挨着。东西厢房是审判员、接待员室和伙房。二堂后的一个小院是三堂。正房是法院院长办公室，东西厢房是审判室、值班室。

　　三堂后边是四堂，是检察署秘书室；堂前一个小院，东厢房是打字室。秘书室的后院是五堂，是检察长办公室，门厅摆一张方桌，东西各一个小间。小院东西厢房是检察员室，院里还有一座小庙。院东门出去，有一个小花园，在“县衙”的最里边，人们称作“后花园”。

　　每当公检法“三长”研究重大案件，所谓“三堂会审”，就在五堂。人们知道，越往后堂研究的案件越严重，或是研究隐私案件。

　　榆次县市分治后，市公检法搬了出去。1954年6月设立的市检察署也只有3个人，在富户街，是从“衙门”出来往东，东大街上的城隍庙往南的一个高台阶院里。1955年2月，市检察署也改为了榆次市人民检察院，一室两科，即批捕起诉科、一般监督科和办公室。

　　后来，市检察院搬到粮店街路东、市公安局的院子里，占了人家两三间南房。不久又搬到了市公安局斜对面、通顺巷的一个院子里，办公室有南房北房，法院在西院。

　　1958年4月，榆次县撤销，市公检法搬了回来，检察院就在“衙门院”里了。榆次市检察院检察长徐振国，河北沙河人，一个家境贫寒、从小跟党走过来的干部。他的女儿、今年66岁的徐晋英回忆：当时，我们家住在东大街，一次，修这条街，路面挖开后，起出好多城墙砖，我和妹妹捡了回来垒煤池。父亲回来看见了就说，你们从哪里捡的马上还放回哪里去！就这么个人！一次搞运动，有人揭发他受贿，他当时就蒙了。揭发的人说，他给我父亲送过二斤糕面，父亲问他糕面在哪里。人家说在办公室，我父亲说没有。人家马上领人去看——那二斤糕面还放在窗台上尽里边，都发霉了，父亲都不知道。

　　任敏，今年64岁，父亲任招聚、母亲郝瑛都是1960年代检察院干部。她记得，检察院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小院，里边几间老房子，住着检察院和法院干部家属，她家也在小院的一间老房子里，小时候常到父母上班的地方玩耍。

　　接任徐振国检察长的是郝宪德，山西武乡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姥姥和伯父抚养成人。郝宪德高小毕业，17岁工作并加入党组织。郝宪德的长子郝榆生讲起父亲的往事，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父亲一生有幸两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次是1963年3月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第二次是1965年7月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11期学习，郝榆生指着照片说：“第5排左9就是我父亲，那时他43岁。”

　　1971年7月5日，榆次市县再次分治，市县检察院为市县革委会下设的保卫组所取代。市县分治后，县级机关迁到了位于榆次城东南约15公里的长凝公社长凝大队。1975年12月15日，省革委会研究决定，县委、县革委迁驻榆次城，县级机关搬到了东大街往东的县兵役局（后为市武装部）南面，此地紧挨城墙根，拆了城墙，用大块城墙砖盖了十几排房，为新集街26号院，一般称“政府南院”。

　　2.

　　1978年8月，新华街25号县委、县革委办公大楼建成，县级机关搬了过去，县公安、法院搬了过来。1978年11月，县检察院恢复重建，也在“政府南院”办公，这个院子就又成了“县公检法大院”。院子里，西是县招待所，东是县公检法大院，一共11排，每排10间房。

　　1982年，县检察院共16人，3个检察长一个办公室，其他4间是法纪监所科、刑事科、经济科和办公室。县检察院原来只占了第10排的5间，后来又争取到第11排的3间房，经济科和办公室就倒腾到了后排。

　　检察院恢复重建时，只有5个人。第一个原是石圪瘩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主任赵凤山。1978年8月，老赵接到通知，到县委报到。找他谈话的是一位姓王的副部长。王副部长说，调检察院工作是组织信任，“区组级干部也就是县各局的领导和公社的副职去了才能当科长”。老赵说服从组织安排，就到了也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工作的检察院。到检察院上班，王副部长却让他先到法院去找办公室主任高守铎。老高1955年就在县检察院工作，是懂业务的老检察。老高给了老赵一本“文革”前出的刑诉法草案，说，有时间了，把这抄一抄。

　　这年的12月，王副部长也到了检察院，当副检察长。

　　公检法的办公用房，原是县招待所的客房。打扫了满屋子的灰尘，开始置办办公用品，购买桌椅、木床和文件柜之后就“开张”了。接着来的，是一名财政局的副局长。一看检察院是这样一个状况，三天他就不干了，找了组织部又调回去了。再来的是陈侃公社的秘书李兆鹏，当法纪检察科科长。从什贴公社调来的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保柱，当了经济科副科长。

　　之后，有了检察长。再之后，从部队复转回来的、插队回城的、机关工厂调入的，陆陆续续进入县检察院。大多数人以为，他们将从事与纪检委差不多的工作。

　　检察院成立了，自然要挂检察院的牌子。老赵字写得好，就让老赵将美术字用铅笔画到牌子上，再用黑漆描出来，这么着节约开支。可又考虑，还是应该庄重一些，于是就到街上去制作了。这时候的老高从法院归队，当了刑事科科长。一天，老高和老赵两位科长抬着刚制好的“榆次县人民检察院”的牌子，挂到了大门外的水泥柱子上。

　　1978年7月，榆次市院恢复重建，也只有5个人。一天，市院的王瑞祥检察长带着两名科长专门到县院来，看看县院的筹建情况。看完了说都一样，办公条件简陋，人员稀缺。

　　3.

　　1980年1月1日“两法”施行，经济科也办理了第一起案件。

　　李岱，30多岁，精明能干，李庄公社供销社负责销售汽油、柴油的业务组长。一年的购销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可年底一结账，却亏损两三千元。供销社领导调查，可三个业务员都不承认有问题。找不出原因，供销社领导将问题反映到了检察院。

　　赵凤山、王保柱和1979年进院的书记员周建平，进驻供销社，吃住在那里，一天交人家3毛钱，1斤2两粮票，一连住了五六个月。李庄离城20多里，一个星期回一趟家，搭供销社的拉货车，或院里用仅有的一辆囚车接送。为了查清账目，还请了一个老会计帮忙。把一年的账查了几遍，梳理出的账单和各种票据有2尺多厚，可亏损金额算一遍一个数字，每次不一样，贪污数额不好认定，最后只好定了玩忽职守，判了两年。一开始，李岱还说，他管的两个人，都是供销社用的人，卖油克扣斤两，他也管不了。不过后来，他的态度有了转变，说供销社的领导有意培养他，负责这项主要业务。他没有尽到责任，就是玩忽职守。

　　其间，晋中分院（现晋中市院）专人听取汇报，看了案件材料，表扬说，案子办得不容易，案卷材料整理得特别好。建平心细，把每一张单据账簿的边边角角弄得平平整整地粘贴到口供纸上，各种证据材料分门别类，用麻绳手工装订得整整齐齐。

　　1983年9月，榆次市县再次合并。9月13日下午，市县院的全体干警在县公检法大院一进去的县招待所开会。大食堂里，一头临时摆了两张桌子，算作主席台，下边几排木条椅，一张椅坐四五个人。大家都兴奋地说着笑着，互相认识，谈着未来的工作。合并后院里兵强马壮，加上县院的23名干警，院里的人员一下增加到57人。县院还带过来一辆石家庄产、红白相间的510囚车，一辆212北京吉普和一辆“长江”750三轮摩托，院里的车辆增加到5辆。

　　合并后，经济科由县院的侯丕华科长负责。科里每人出5块钱，搞了一次热烈的聚餐。聚餐结束时，侯科长提议在座的每个人说一句话，表达相聚的心情。当时，科里一位女同志杨加林年纪大了，要调到监所科去。轮到我时，我临时发挥说：“今天既是欢迎县院的同志，又是欢送老杨。就以侯科长代表县院的同志，我说一句‘迎猴送羊’。”我此言一出，大家哄堂大笑。这么多年过去，说起当年的聚会，席间人们都说了些什么他们自己也记不起来了，而我说的这一句大家都还记得。

　　从此，榆次市院一直到2000年，地方行政机构再次发生变化，晋中地区变成了晋中市，榆次市院也就变成了现在的晋中市榆次区院。（李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