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籍的浸润下成长 

　　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曾说过读书有三种作用：一是使人不失生活情趣；二是使人善于言辩，在社交场合烘托气氛；三是使人在观察事物、待人接物方面以及职业进步上更加圆熟。培根第一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觉得读书对提高一个人各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很重要。我国宋代诗人苏轼有句著名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可见阅读直接影响人的精神气质。

　　阅读是种生活方式，据我有限所知，曹文轩讲过，谢泳谈过，谢泳把阅读分为职业阅读与趣味阅读。我的生活里，两种形式一直同时存在，有时交织存在。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1972年，我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做校对。表面看，校对是简单的字对字，其实不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校对中产生了许多编辑大家、学问家。就拿《读书》杂志来说，沈昌文、董秀玉都是搞校对出身。那时校对必备的工具书齐全，从《词源》、《辞海》、《新华字典》到各种外文工具书样样都有。我们那时实行住宿制，一周回家一次，晚上参加各种学习。工作中，每校漏一个错字，一个标点，后一个校次的人都要通知你为什么错了，错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说，许多疑难错字是要查的，不能望文生义，而且这些错误要记录在案。因此，从那时起就培养了做事不敢马虎的习惯，并见缝插针地读书，增加知识积累。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大家很多，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比如有学者型的老领导陈翰伯、曾彦修，著名学者戴文葆，懂17国语言的林穗芳，研究美国史的专家邓蜀生，曾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写书的世界史研究专家吴玉廑，跨国公司研究专家滕维藻，前苏联经济研究专家王惠卿等等。在十几岁的年纪里，这些学者给我树立了一个标杆，尽管这标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1982年我到《读书》编辑部工作，开启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刚到《读书》时，我主要承担编务工作，并组织与编辑经济类稿件。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方便，去作者家取稿件、送取校样都要亲自上门。当时负责文学稿件的吴彬因为休产假，所以，我有幸接触了一些文学泰斗。曾记得去过家住南小街的夏衍家。他在一进门东厢房的第一间收的校样，我坐他对面，见他人极瘦，说话声音很低。还有家住东四八条的叶圣陶。他家是四合院，一进门有个影壁墙，院里有两棵海棠树。有一次我去时，他夫人正在院子里做泡菜，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制作泡菜。家住三里河南沙沟的钱钟书、杨绛，两位老人很和善，每每要端上水，甚至小点心，拉我坐下陪我说话，去之前还很紧张的我，一下就放松了；还有当时家住前三门的王蒙，第一次见他，我只知道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记得他的校样是站着看完的。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约访与约稿的作者也逐渐集中到经济方面。第一个见的是杨培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国企改革提出了承包制，这是涉及企业和财税制度的改革。再后来认识了于光远，于光远一直用电脑写作，我去时，他写什么我们就谈什么，然后话题会展开些。老人家童心不改，一次，拿出一堆铅笔头，摆出各种图案。2003年在丹阳书院，他考证我的名字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煞是好玩，他参加过我们一年一度的读者服务日，最后一次是2007年底，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杜润生。初识杜润生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对他进行采访。因为他与邓小平曾有过一段工作联系。采访很顺利，但整理很难，我这个老北京听他的山西话比较吃力，但好处是，他说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出处。惊人的是，按照他说的出处去查，时间、地点绝没有错。他的采访稿出来后，我去他家送校样。在那篇采访里我删了一句话，老人家居然发现了，问我：怎么少句话？必须加上。我无地自容，真是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2002年，他把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忆录》全权委托给我出版。这位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丰富经历在这部自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上述年轻些的经济学家有吴敬琏、厉以宁，在跟他们组稿、给他们编书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做学问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

　　编辑要求知识的范围要宽，有人评说编辑是杂家，沈昌文则戏称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有一种社会担当，也需要一种眼光。就拿《读书》来说，它得到了知识界的支持，但同时它也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成就了后来的《读书》。《读书》通过组织专题活动、小沙龙发现作者和选题。

　　　　享受“趣味阅读” 

　　2012年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做过一个关于如何读书的讲座，讲座内容刊登在《中国政协》杂志上，题为《读书三境》，来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个讲座里我提出读书有三种方式，适合三种不同的人群：一是读经典的方式，一句一句读，反复读，反复理解，这适合专业研究人群；二是带着问题读，这适合有一定基础，或对某一问题有特殊兴趣的人群；三是趣味阅读，适合上班族。第一种是精读，第二种是选择性阅读，第三种是浏览。

　　回到我自己，按照谢泳说的职业阅读和趣味阅读来讲，除了前面说的职业阅读外，我的兴趣阅读也不少，对感兴趣的问题我会把所有有关论述的书籍放到一起来看。就拿我现在主持的《中国艺术时空》来说，我过去不明白中国古代的国画为什么叫文人画，为什么画面留白多？于是带着问题找书看，找书画人物背景，跟专业人士探讨。知道了过去没有专职书画家，多是落寞文人或官场失意之人，隐居山林，靠书画抒发情感。因为他们不缺吃穿，且多是饱学之士，人文功底好，所以画面意境悠远，想象空间很大。

　　我看艺术史，先从最简单的看。2013年我去台湾买回一套佛光寺编辑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感受到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不清楚，于是又是翻书，最后翻到宗教的起源部分。这种看书方式既是职业的，又是趣味的，我不为写什么，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一次看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一位搞建筑的学者，怎么谈起雕塑？看完这本书我从建筑材料上找到了答案。看梁思成的《中国建筑营造法》，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营造法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这种读书方法适合编辑。

　　我有一个喜好，特别喜欢整理书柜，但不仅仅是把书籍摆放整齐，而是按照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对书籍进行重新分类。我喜欢循着年代、人物关系来阅读，这比较符合编辑的职业习惯。

　　因为职业使然，我一直在阅读且不停地与人交流。我现在办艺术杂志，但没有扔掉人文学科和经济学科。因为到一定层次会发现，学科之间是相通的。

　　我在书里书外熏染了几十年，习惯了也喜欢上了这种环境。但我也清楚，即使如此，我的知识结构仍然有很大缺陷，比如，没有受过西学训练，专业的深度不够等。但这种环境的熏陶使得我自己更纯粹，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喜欢这种纯粹。

　　　　从源头深化全民阅读 

　　阅读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应该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因为读书可以使人明理，这就要抛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

　　说到阅读，不能不说到书的源头。过去提倡十年磨一剑，现在多产学者一年可以出十几本书，甚至几十本书。但多数著作是文集，所谓文集就是讲演集，真正的学术专著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建立了“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就是要通过鼓励严谨的原创著作避免粗糙的书籍。

　　我认为，现在纸质书刊的下滑，书刊质量本身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新媒体上去。比如我们看学术书，就是要看纸质的，看电子版感觉不对。过去老学者们严谨创作的精神值得现在年轻学者学习，以创作出好的作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繁荣，大家的求知欲很强，好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一本新书上市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我在《读书》时曾开辟一个栏目叫“重读经典”，经典著作常读常新，而且可以解决方法论问题。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代表民进中央就重视大师、学术泰斗全集的出版并给予出版补贴提出过建议，现在好像建立了这方面的基金。对于全民阅读，不能仅仅理解为多读一本书的问题，而是要立足于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根，根上解决了，就会有更多好作品出来，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贾宝兰 《中国艺术时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