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曰：“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这是清人对中国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的精辟概括，其中“楚骚”即楚辞，它通常被认为是继《诗经》后的又一座文学高峰。
楚辞之产生与祖国的壮美河山息息相关
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战国后期诞生于楚国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新诗体。首创楚辞体的是大诗人屈原，继作者有楚人宋玉、唐勒、景差等。降及汉代，此体更盛，文人“名章继作，通号‘楚辞’”，“楚辞”遂变为特定诗体的通用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搜集屈原、宋玉及其模仿者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于是“楚辞”又成为诗歌总集的书名并沿用至今。
陆游在《偶读旧稿有感》中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楚辞之产生，与祖国的壮美河山息息相关。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道出了楚地瑰丽奇伟、光怪陆离的山川风物对楚辞创作的影响。国学大师刘师培云“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屈原之文）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指出荆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楚辞浪漫、奇幻的想象。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曾感慨：“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屈原，名平，字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言得之，正因有壮美河山之助，辅以屈原本人的高尚情操与天才创作，才有了楚辞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楚辞固然属于楚国文化特产，但南北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与时代精神的激荡对其产生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曾说：“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楚辞）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这真是高屋建瓴的观察。表面看来，屈赋未曾引《诗经》或孔子之语，似乎并没有受到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实则楚辞对《诗经》的取法不在表面形式而在其内在精神。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上下求索、心系家国天下，其忧愤形诸诗歌，“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正是对《诗经》风雅精神的承继与弘扬。至于楚辞之行文，则深受战国纵横之风的影响。纵横家们为达到游说目的，常反复组织语言，其文辞大多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对此，多次担任楚使“应对诸侯”的屈原绝不陌生。试观《招魂》《大招》“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极尽铺采摛文之能事，纵横之风的浸染显而易见。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楚国先民系自中原南迁而来，世代定居荆楚，它曾长期有意与中原各诸侯国保持距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鲁僖公四年（前656年），齐侯伐楚，楚成王竟派使臣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对此，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解释说：“齐在山东北部，楚在湖北省及河南南部，而有‘北海’‘南海’之别，‘风马牛不相及’，足证其时‘天下’之观念甚小，与战国以后绝不相同。”但随着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到战国中后期，楚国已“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时人甚至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此时的楚人开始舍弃过去那种狭隘的区域意识，试观《招魂》“东方不可以托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等说法，可知楚人对“天下”的认知已与“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的汉代人无异。倘若我们统观《离骚》《招魂》《大招》等楚辞作品，则不难发现，经过几百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到战国后期，追求政治清明、向往和平安定、渴望疆域一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然呼之欲出。
楚辞不仅与战国时代同美共生、相得益彰，也沾溉后世无限
关于楚辞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以屈原及其代表作为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光照千秋、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精神。《离骚》中“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殚精竭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这是屈原在“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后得出的历史经验——勤修德政、善抚黎庶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骄奢淫逸只会落得倾覆的下场。屈原希望楚王汲取“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的惨痛教训，效法“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的古圣先贤之道，“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可惜屈原的政治主张威胁到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加之他性格耿直忠烈，多次被令尹子兰、上官大夫、楚王宠妃谣诼与诬陷，结果“谒忠诚以事君”“专惟君而无他”的屈原“反离群而赘肬”，成为“众兆之所雠”，日益被楚王疏远，直至流放。此时的屈原本可另谋出路。众所周知，战国中后期是人才流动异常频繁的时代，朝秦暮楚、楚材晋用是极其常见的现象。但屈原对楚族、楚地乃至楚国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真挚深沉的爱，他秉承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的理念，坚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强敌入侵，国土沦陷，他痛定之后引吭高歌，“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秦楚鏖战，郢都陷落，流放途中的他最牵挂的仍是百姓疾苦，“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贬谪既成，山高水阔，但距离的相隔并未阻碍屈原对故土的眷恋与热爱，以至于梦魂相赴，“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即便是他心死已极，意欲自沉以唤醒世人时，还心心念念“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林云铭的《楚辞灯》“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这是何等坚贞、纯洁、崇高的爱国情感！经过千百年的凝聚、无数次的激发，它早已经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社会心理认同，这种情怀与力量曾无数次支撑我们度过漫漫夤夜，也一次次助力我们成就新的辉煌！
其二是“独立不迁”的操守与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屈原早年即作《橘颂》托物言志，橘树“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的品质分明是夫子自道。中年为谗佞谣诼外放，屈原的内心极度痛苦，“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屈原“惩于羹者而吹齑兮，何不变此志也”，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那就应当与世浮沉、随波逐流。屈原的回答是“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屈子既不忍弃故国故君故民于不顾而“远逝以自疏”，又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与世俗同流合污，则惟有赍志“伏清白以死直”了。屈原“苏世独立”、誓死捍卫真理的精神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李白的《江上吟》感慨“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张耒的《屈原》愤慨“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陆游的《哀郢二首》悲叹“《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直至近代，鲁迅犹云“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士人心灵的家园。
其三是批判现实的勇气与砥砺不懈的求索精神。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故极力抨击世道之浇漓，“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在这黑白颠倒的荒谬世界里，“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毫不避讳地指出，楚王的昏庸是楚国政治黑暗的根源，“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他感慨生不逢时，“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甚至产生了“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闻”的悲天之疑。王士祯《回中诗集序》说：“夫《离骚》之于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词怼；伯奇之于父，非不孝也，然而其词伤。彼皆不幸而值家国之变者也。”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屈原“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批判之外，屈原始终在探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离骚》的主人公上天入地、反复穿梭于历史、现实与天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天问》一共提出172个问题，内容涉及宇宙万物之生成、历史人事之兴衰与楚国的现实政治，是对先秦时期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知识的全面总结与反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已然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不断重温屈原那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持续腾飞的不竭力量源泉。
（李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