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局一朋友,电话问我县城某房产的过户登记事宜。我回答,就现住这套20年的老房,县城别无房。电话那边坏笑说,他又不是纪委监察委,不牵扯重大事项报告问题,只不过问问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

　　我忽然想起了那位跟我重名的兄长,按房产所在位置,他该是业主。这位久未谋面的仁兄,人家可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部门领导。那时,我是组织分配到单位跑龙套的秘书,按办公室先来后到的惯例排序,我得坐主任、副主任、文书、会计、生活管理员、小车司机、吉普司机、警车司机、三轮摩托驾驶员之后的第十把交椅。其实,连看大门的老张说话也比我冲,如此说来,我该屈就第十一把了。好歹,伙房工人待我热情、客气,没把我位列他之后。

　　正小心翼翼坐在小秘书的位置上,猛然接一电话,说看到人事局下达的干部任命通知,我升任了某某乡大部门的书记。继而,恭贺电话、要求请客电话,接二连三。“好你个不哼不哈的小子,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平时不苟言笑的主任,也哈哈着拿狐疑的眼神看我,直看得我心里发毛。那天,办公室电话铃声一响,就让我心惊肉跳。幸好,单位一把手解释说,新提拔者是跟我重名的一长兄,才消除了误会,我自然又坐回了办公室那第十一把。可想不到,社会上我职务晋升的传言,一浪接一浪,久久没拍到沙滩上。“小王不安于秘书职位,在自造舆论跳槽呢。”这不轻不淡、莫须有的说法,也不胫而走。重名的难堪,让我有了初步体验。

　　倘若说,因重名“被提拔”,空欢喜了一回,又一次重名带来的,就不只是热闹和尴尬了。那是公安局刑警队负责人告知我一案例,是某镇某村的村委会干部,拿着盖有村委会公章的公函,前往公安局刑警队申请撤销对该村一强奸案的立案,并告知村委会已促使被告人(当时的刑诉法还没称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刑警队长跟我说,村委会哪来的调解刑事案件的权力?这是典型的法盲行为。

　　我结合新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职责的法律界定,写了篇《强奸案件岂能私下了结?》的稿件,阐释村民委员会有配合司法机关办案的义务,而无申请撤销刑事案件的权力。此稿被《山东法制报》加编者按,发了一版头条。就是这篇普通的小稿,却捅了意想不到的娄子——那位担任了部门书记的重名仁兄,跑来我单位,要求我证明此事跟他无关。原来,稿子发表后,事件所在村干部去这位仁兄办公室大吵大闹,所在镇主要领导也要求他说明情况,而这位仁兄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一头雾水!后来,我单位领导给所在镇党委负责人打过电话,才平息了事态。

　　因重名,我曾让这位仁兄背过“黑锅”,可他也给我惹过“麻烦”,当然,他是宽厚长者,绝非报复。

　　1993年七八月间,我家终于从租住民房搬进了单位宿舍楼,还装上了电话。电话一响,老婆孩子抢着接,新鲜啊,稀罕啊!晚上,来一电话,媳妇说,找你的,是个女的。我问,喂,您是谁?您不是王某某?我说是啊。好家伙,刚调回城,就大成骆驼,听不出老朋友是谁了!我一听这女同志声音很陌生,还火气很大,回话说你可能打错了,就扣了电话。可那边不干了,继续摇号,我家的电话铃声就成掐了屁股的知了,一直拼命地叫。

　　打错电话事小,接踵而至的事情就让人尴尬了。一日下班回家,媳妇说,某某村委会来电话,让你赶紧去把承包的土地合同签了,争抢得厉害呢。看我一脸纳闷,媳妇接着说,承包土地这么大的事,也不回家说声,是不是还在外边养着人啊?能耐见长啊!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道德经》充满了辩证法,事实亦然。重名,有时会带来意外的收获。1997年9月,去山东大学法学院参加“宪法与行政法”研究生班学习。报到时,被告知学费已缴纳。数千元一大笔,谁会学雷锋呢?是省院的老乡?是我中学时所教的学生?翌日,事情搞明了。原来,烟台某院的一位副职跟我重名,他捷足先登了。这次重名的误会,让重名的我俩成了好朋友。

　　近日,重名又让我“荣誉”加身。连接两三个电话,找我报名学太极拳。我说,我七贤供销社工作时的老师傅吴明善教授拳术,我哪会,有没有搞错?朋友说,你义务教太极拳的事迹都登报了,还藏着掖着?您义务教打太极,俺们请你吃串、喝酒还不中?

　　看看,多时没联系的重名仁兄,又赏我“龙琬重酿”。我得找他,报名学太极拳去!（王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