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玺先生从1957年开始师从翦伯赞，研究秦汉史。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先生的历史研究秉承翦老的治学方法，尤其注重经济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张先生大半生整理老师的文集，为老师立传，其尊师重道已然成为学林佳话。

　　张先生一直关注和支持“大家小书”的出版，他整理的翦伯赞《史料与史学》惠及很多读者。因为“大家小书”要做当代系列，笔者问张先生可有适合的作品，他先是谦逊以辞。后来禁不住劝说，才拿出来自己未曾结集的一摞文章供我选用。这本《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便是笔者编缀而成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制度，大致反映了张先生近年的历史思考。

　　梁启超那一代人认为旧中国积弱是因为传统概念里有天下、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1899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长文《爱国论》，他认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所以梁启超后来又写了振聋发聩的《少年中国说》。1900年，蔡元培《上皇帝书》提出：“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陈独秀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都因为是那些国的人，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直到1907年章太炎先生在《民报》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才大致解决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历史发源。他说：“华本国名；正言种族，宜就夏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随后他又发表了《国家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立国，这样国家的概念才落实到实际的政体。

　　经过抗日战争，国家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但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如何历史地来叙述？张先生这本小书的重点即为缕述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历史形成。本书所选第二篇文章就是论述我们多民族文化特质以及何谓汉族。文章强调，华夏和蛮夷戎狄，都是族名，既是他称，也是自称。我们今天不可以望文生义，过分强调那些反犬旁的、读音生冷的字词是贬义（甚至有人起意把古籍中那些字词都改掉）。所以我们需要文化自信，历史还是本来的历史，但解读历史需要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眼光。时势使然，比起上述所引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诸论述，张先生的文字更显平和雍容。我们现在不再讨论古代国家的有无问题，而是通过文献资源重新建构中国古代国家的特征。这样我们才不会将近代先贤铸就的国家概念再度悬空。

　　本书所收其他文章主要围绕土地制度、封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张先生提出，我们需要把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分开来谈，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起到很多进步作用。我们不可以咬牙切齿地数典忘祖，说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制度一言以蔽之是专制。对于历史，我们需要多读些材料，实事求是地分析精华和糟粕究竟是什么，不可盲信盲从，拿历史来解恨。最后两篇是关于丝路文化的，旨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是怎样参与人类文明发展的。

　　张先生提出研究要“文献与考古对照，历史与理论结合”，研究的目的是“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借鉴”“丰富发展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张先生并不单单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书生，他很关注古为今用，所以他的文章对我们研究当下问题很有启发性。

　　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多读读这本书，随张先生思考历史，思考当下。（蒙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