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

　　艾思奇（1910—1966）是20世纪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艾思奇还是一个20多岁青年学者时，即因撰著《大众哲学》一书而成为著名哲学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致信正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要求他们为红军购置50本《大众哲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还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推荐《大众哲学》，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看望闻天，便带了一本《大众哲学》，毛主席对他说：‘这是一本青年人写的哲学书，是通俗的书，写得很好，你可以看看。’闻天感觉到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题，分析问题。”当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向身边的同志们说：“噢，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大众哲学》的原貌是《哲学讲话》

　　80多年过去了，《大众哲学》早已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然而，由于距离《大众哲学》的时代日益久远，今天的人们往往不了解这本哲学名著问世的具体情况：《大众哲学》在1935年年底成书初刊时，并非用的是这个极为响亮的书名，而是以《哲学讲话》作为书名行世。只是当《哲学讲话》出至第三版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不得不易名出版，于是才有了《大众哲学》这个书名，以后即以这个书名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直至今天。在《大众哲学》这个书名下，艾思奇对书中内容作过多次修改，以第四版和第十版修改较大。这些在他所写的第四版代序和第十版序中有过说明。1950年至1953年间，他又对《大众哲学》作过一次大的修订，但这个修订本在他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979年才由三联书店刊行。在《大众哲学》的诸多版本中，最初刊行的《哲学讲话》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体现了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哲学探索，是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文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哲学讲话》，旨在把《大众哲学》问世时的原貌呈现给读者诸君。

　　《哲学讲话》这个书名，其实也有来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在思想文化战线英勇奋斗的一段历史。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党的许多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仍然奋战于思想文化战线。1934年，在李公朴的建议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开设了《读书问答》副刊，由共产党员柳湜负责。艾思奇受党组织的委派参加《读书问答》副刊工作，与柳湜等一起，每天阅读读者来信，回答读者提问，通过解答疑难、介绍知识、推荐图书，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使得《读书问答》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副刊的基础上发展成著名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负责撰写《哲学讲话》和《科学讲话》两个专栏，同时也为《读书问答》《名词浅释》专栏撰稿。从1934年11月起，艾思奇先后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24篇《哲学讲话》，于1935年年底汇集成册，以《哲学讲话》作为书名出版。《哲学讲话》的书名，实际上是沿用了《读书生活》这个专栏的名称。李公朴不惧风险，勇担责任，以《读书生活》主编的身份为《哲学讲话》初版撰写了《编者序》，称：“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他还在序言中告诉读者：“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他所说的“新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哲学讲话》易名为《大众哲学》，新的书名正是由此而来。

　　通俗化、大众化是《哲学讲话》的鲜明特点

　　诚如李公朴在《编者序》中所说，《哲学讲话》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农业大国里，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更多的没有哲学基础的普通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艾思奇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代性问题，并通过《哲学讲话》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他在《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所说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因此，《哲学讲话》所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决非是为了趋俗、媚俗，更不是为了赢利赚钱，而是有其鲜明的政治取向。《哲学讲话》能够吸引广大普通民众，不仅在于它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更在于它的鲜明的政治取向。

　　更为重要的是，《哲学讲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大众哲学》第一章《绪论》的开篇，艾思奇就指出，哲学之所以能够通俗化、大众化，就在于看似深奥的哲学其实并不神秘；而哲学之所以不神秘，就在于哲学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找到哲学的踪迹、感受哲学的道理。例如，我们与一位分别五六年的朋友见面，各人把自己所经过的事件叙述一番，这时就有很多的事情使我们发生感触：大家周围的人，有的长大了，有的死了；大家周围的商店与工厂，有的已经倒闭，有的繁荣起来，有的不死不活地支持着门面……这些事情尽管很多，但表现在我们眼中的情形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就是一切事情都和以前不同，都变了。我们感觉到时间的流去是不可抗的。在时间的过程中，一切事物新生起来，发展起来；一切事物也被摧毁，被消灭；我们看见任何事物都没有永久长住的可能。这就在我们的头脑里强烈地浮现着一个“一切皆变”的观念，在无意中已有了一种哲学的思想。由此可见，“哲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从人类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来学习、了解和掌握哲学的道理。这就打破了哲学的神秘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了出来，使之走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普通民众。

　　《哲学讲话》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

　　《哲学讲话》除第一章《绪论》外，主体部分由第二章《本体论（世界观）》、第三章《认识论》和第四章《方法论》组成。这三章构成了一个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艾思奇在第一章《绪论》中对此有过说明。他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我们说哲学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其意义也就在此。哲学不能单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为什么它比别的哲学更正确，更能与事实真理一致？这问题……我们要分作三步来讲。第一步要先讲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吗？是精神吗？这一步的讨论叫作本体论。第二步讲我们是怎样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一步的讨论叫作认识论。第三步讲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人类的思想等等是怎样变化运动，是依着什么法则变化运动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变化法则是什么？这一步的讨论叫作方法论。”在这里，他从本体论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解释为相贯通、相联结、相递进、相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通过这个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也就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内涵，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

　　《哲学讲话》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阐发，特别突出了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重视和凸显，实是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为背景的。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广泛传播，不同哲学思潮环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由此而引发了唯物辩证法论战。这就迫切地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阐明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没有本体论？第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那么它的形式和内容、内在逻辑和理论建构又是怎样的？《哲学讲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阐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因此，艾思奇撰写《哲学讲话》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而且还在于赢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潮的竞争。

　　21世纪的中国，与艾思奇写作《哲学讲话》的时代相比，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但《哲学讲话》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然有着多层重要的意义。首先，《哲学讲话》已经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光辉一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必读的经典文献，具有重要的哲学史意义。同时，《哲学讲话》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方向，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需要坚持和推进的，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并没有为岁月所磨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哲学讲话》成书过程的了解，透过对《哲学讲话》思想内容的研读，我们能够深切地感触到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哲学家在艰难困苦中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今天的中国哲学家承继和发扬。今天的青年人，若能像80多年前的中国青年那样，认真研读《大众哲学》，从中吸取哲学智慧、体悟这种精神，对于理解何为家国情怀、何为理想信念、何为青春奋斗，从而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会有积极的帮助的。

　　（李维武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