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北宋时期的文化巨人。他不仅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学家，一位令人敬仰的豪放词宗，也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苏轼的法律思想散见于他的诗词、奏议、政论、散文、书信中。他不仅熟读钻研律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能够熟练地运用，为此留下了许多诗词轶事。

　　1.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戏子由》

　　这首诗收录于《苏东坡全集》诗集卷七，全诗十五句。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四月作于杭州通判任上，故诗中自称“余杭别驾”，这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子由）的。苏辙时任陈州（古时称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州学教授，苏轼以“宛丘先生”戏称。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科举考试罢明经诸科，设置新的明法科，并且在吏部的选官考试中考核律义和断案，意在考察候任官员对律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苏轼在诗中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意为只凭律法不足以恢复尧、舜那样的贤明之治，一味强调学习律法而不讲求诗书有所偏颇。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苏轼所在的北宋，律法思潮兴盛，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推出新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苏轼虽然是变法的反对者，但其一生与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宋朝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建隆四年（963年），宋朝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宋刑统》，这也是宋代第一部刑法典。宋代的士大夫群体，如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朱熹等，知识渊博，“兼文章、经术、吏事于一身，融行政、司法、教化于一炉”。苏轼在科举考试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议论提到尧、舜、禹等所奉行的赏罚制度，赞成重赏轻罚，提出“罚疑从去”与“慎刑”的观点。这是苏轼初出茅庐在科举应试中的文章，即体现了他丰富的律法知识。

　　苏轼对律法的精通还表现在：一是他所写的状奏及札子能够熟练地运用律法条文及历朝编敕；二是在状奏及书信中，对《宋刑统》的条文了如指掌；三是对律法的概念解释非常明确，在判案等司法实践中能够正确适用。

　　关于苏轼、苏辙兄弟对律法的精通，也可以从苏辙《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一诗佐证：“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这首诗是写郑玄的。郑玄，字康成，东汉时大经学家，苏辙称赞郑玄“兼通法律吏能精”，认为懂律法的官员更有能力为民办事。苏轼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其“以民为本”“因法便民”的“民本”法律思想。

　　2.

　　远人罹水旱，王命释俘囚。分县传明诏，寻山得胜游。萧条初出郭，旷荡实消忧。薄暮来孤镇，登临忆武侯。——《壬寅二月，……宝鸡、虢、郿、盩庢四县……寄子由》

　　这是一首五百言的长诗，题目也很长，苏轼将自己奉诏到减决囚犯几日的经历以诗寄给弟弟苏辙。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到凤翔府任签判。据《宋史》卷十二本纪第十二仁宗四载：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癸未，录系囚，命官录被水淹诸州系囚”。录囚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是指对监狱在押犯进行审录复核，纠正错案、督办淹狱的制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自汉代起遇到自然灾害时，因有“天人感应”思想，为了宣扬“仁政”，缓解社会矛盾，也会录囚，即“因灾录囚”，其目的是禳灾、祈福。这种录囚已流为形式，不能真正纠正冤假错案，还滋生了司法腐败，仅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即录囚十二次。

　　苏轼奉命前往凤翔府的属县减决囚禁，本诗的首句“远人罹水旱，王命释俘囚”，即解释了这次释囚的起因是这些县遭遇了水灾，朝廷为了体现施恩，下令对淹水诸州减决囚禁。苏轼被派往宝鸡、虢、郿、盩庢四县，督饬减刑释囚。这本是例行公事，一般官员或是敷衍了事，胡乱放几个囚犯交差，或是中饱私囊，收钱放人。苏轼却做得十分认真，每到一处，在牢里设下公堂，仔细查看罪状文书，亲自点选囚犯询问。经过细致调查，苏轼发现囚犯中因贫困而触犯法律的不在少数，于是他向属县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凡是有些冤情的，或是欠债难还的，或是因贫困偷些钱粮的，一并都予释放。苏轼放了许多囚犯，各处牢狱都有些不满，友人也担忧其做法，苏轼却表示：问题在官而不在民，百姓若非走投无路，必不至于铤而走险。

　　苏轼对于在押人员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录囚上，对狱中的病囚死亡问题也给予高度关注。苏轼在知徐州任上，发现狱中患病的囚犯常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非常不忍，主张对生病的囚犯予以治疗。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他在《乞医疗病囚状》中指出：“囚以掠笞死者法明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病囚因“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宋刑统·断狱律》对“拷囚”有严格规定，除对“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外，“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谓不期致死而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

　　苏轼认为：“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宋刑统·断狱律》对于病囚也有规定，即“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药救疗。病重者，脱去枷、鏁、杻，仍听家内一人入禁看待。其有死者，若有他故，随状推断”。但并未明确狱官的责任。苏轼认为解决病囚问题还是要从立法做起，提出“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派专人医疗病囚，其治疗成效与其报酬挂钩。这种主张若实行，将会有效改善病囚的现状，“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长子苏迈被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尉，苏轼将一方石砚赠予苏迈，并于砚底亲撰铭诗《迈砚铭》相赠：“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特别提醒苏迈“以此书狱常思生”。

　　3.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密州位于山东半岛西南，即今山东诸城。苏轼一上任，就查问蝗灾，并上奏报告蝗灾严重情况，请求豁免秋税。当地民风强悍，盗贼纵横，苏轼在上文彦博书说：“密州民俗武悍，恃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苏轼到任后，研究盗案，立即悬赏缉盗，收到一定效果。除了蝗虫、盗贼外，密州更大的问题是弃婴，都丢在城外荒野，苏轼巡行亲眼所见，心中不忍。这首诗即是刘攽、李常寄诗问苏轼在密州近况，苏轼次韵答诗。在密州，苏轼不但没有弦歌畅饮的热闹场面，由于新法限制，酿酒也不得超过百石，蝗虫、盗贼、弃婴都在诗中有所体现。为了救治弃婴，苏轼筹措一笔经费，凡是养不起婴儿的家庭，由官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其不要抛弃，一年之后，骨肉之情已生，父母就不忍再抛弃了。

　　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时，这一地区的百姓迫于生活压力，只能抚养二男一女，超过能力再有生养的，只等生下时立即将这新生儿溺死了事，形成了“溺婴”尤其是女婴的恶俗，造成当地人口男多女少，社会上的鳏夫激增。苏轼得知后，寝食难安。尽管此时苏轼“不得签书公事”，没有司法权，既无官守，又无财力，但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给当时的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了一封长信《与朱鄂州书》，劝诫他抓紧遏制这一恶俗。在信中，苏轼指出这种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这指的是《宋刑统·斗讼律》“诸詈祖父母、父母”条：“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各加一等”。疏议曰：子孙“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手足、他物杀徒二年，用刃杀徒二年半”。

　　苏轼在信中还特别说明：“此长吏所得按举”，即指此不属于告诉乃论的罪行，不必有原告，地方长官可以依法追究。除了在律法上提出建议之外，苏轼还提出应追究形成这种恶俗的根本原因即贫穷。他讲述了自己在密州救援弃婴的经验：“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诸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育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苏轼建议组织一个私人慈善的“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劝募钱米，访问贫家力不足以自养者，予以实物救济，劝令留养自己的骨肉。他还表示“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4.

　　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踏莎行》

　　这首词可能是苏轼最为奇特的一首词作了——这是一首判词，是一首花判。花判多是语带风趣，又以诗或词牌等押韵而写成的判词。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期间，杭州灵隐寺有个了然和尚，不守清规戒律，爱上一名歌姬李秀奴。了然在当掉了衣钵等物后，再无钱财，李秀奴便不再理他。一日，了然酒后去找李秀奴。两人争执之下，了然将李殴打致死。当地县官审问此案后，按程序将案件报到州一级。苏轼作为知州审理此案，十分气愤。

　　宋代的司法制度一个特色是鞫谳分司，即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鞫，指审理犯罪事实；谳，指检法议刑。在州一级，宋代设司理参军作为州一级的专职司法官员，负责案件的审理，和州所属“诸曹官”的司户参军、录事参军一起构成“鞫司”，与负责检法、驳正的司法参军构成的“谳司”相对，其职权是对属县移送来的案件进行“推正”复审。在审查期间，发现了然的胳膊上刺有“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煎”之句，结合供状，了然的罪行罪证确凿。

　　苏轼以这首《踏莎行》作为判词，讽刺了然身在空门却不守戒律，简要写明了案件经过，并且点明了了然将被执行死刑的判决结果。判词一下，了然就被处斩了。宋代关于故意杀人的刑罚继承了唐代，《宋刑统·斗讼律》“斗殴故殴故杀”条载：“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者，斩。”了然“因击秀奴，随手而毙”，即当场杀死李秀奴，虽未言明是否用了兵刃，但以李秀奴与了然的力量对比，显然不构成斗殴杀人，应该定了然故意杀人，因此判决其斩刑是符合法律的。在宋初，地方拥有普通死刑案件的终审权，中央提点刑狱司是不进行事前监督的。只要州府认定审判无误即可执行，行刑后上报刑部复核。了然杀李秀奴一案事实清楚，供证明白，就属于普通而非存疑的案件。